李鸿章传：守困与突围(关于李鸿章传：守困与突围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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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简历

丁汝昌，字禹廷，亦作雨亭。1836年生于安徽庐江县，后定居巢湖南岸龙骨山下高林镇，清朝北洋海军水师提督，1895年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前服鸦片自杀。

丁汝昌是行伍出身，关于他到底参加的是哪个阵营，也有一些争论。

一般认为，丁汝昌首先参加的是太平军，在他18岁时，加入太平军程学启部，程学启在1860年被湘军策反后，丁汝昌也随之归降湘军。

不久，丁汝昌被拨到李鸿章麾下，就此开始在淮军效力，几经沉浮，在光绪五年开始接触海防，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李鸿章奏请，出任北洋海军提督。

以上，是丁汝昌出身的一般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是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清朝档案文书而来。

根据丁氏族谱和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一些奏折来分析，丁汝昌似乎并非出自太平军，而可能最早是刘铭传铭军水师的一名军官，随后水师改为马队，丁汝昌又成为陆军军官。

不管哪种说法是真，丁汝昌上过私塾，成为海军军官前，作战勇敢，时常担任先锋，战斗经验丰富，这些都没有疑问。

对于丁汝昌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

作为陆军将领出身的丁汝昌，担任北洋海军军事行动上的最高指挥，是否称职，这是争议之一。

某个系统出来的官员将领，就一定不能胜任军队另一个系统的职务。或者说，没有经过系统学习，不是科班出身，就无法干好专业领域的事，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谬论。

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小混混刘邦、破落户刘备、草根朱元璋，或者卢象升、袁崇焕、曾国藩乃至左宗棠、李鸿章，就都跟所处历史地位不符了。

将军也是一种职业，本身也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海军岗位上，从光绪五年到光绪二十年，丁汝昌已经锻炼了十五年，这十五年，北洋海军从无到有，一度称霸亚洲，丁汝昌能成为提督，本身也是对他能力的肯定，要说他不懂海军，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认可。

显然，陆军将领的出生并不阻碍丁汝昌成为海军将领，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他是否称职呢？

在1892年，丁汝昌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余统带少从马槊，晚习楼橹，学非有本，究非久计。”

固然，除了丁汝昌，北洋海军的提督，还可以有别的人选，比如科班出身，留学归来的刘步蟾、林泰曾等。李鸿章保举丁汝昌，多少存在私心，因为丁汝昌是安徽人，是他的淮军嫡系，而其他海军将领，大多是福建人，任用丁汝昌，能保证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绝对控制。

丁汝昌任内，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治下不严，手下将领们拉帮结派，还有一些生活作风问题，这些客观存在。

但凭心而论，他在临战指挥上并没有太大问题。

假使以刘步蟾替换丁汝昌，我想结果也就是半斤八两。

丁汝昌面对的是重重阻力和艰难现实，就他而言，已经是勉力为之，单单以最后的结果来评价他，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实在是太苛刻。

北洋海军当时的情况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水平，谁也不见得特别拔高，换个人上去，做得未必要强于丁汝昌。

所以，就提督一职来说，我认为，丁汝昌基本算是称职的。

丁汝昌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在黄海海战之后的表现，具体来说，是他命令舰队死守威海卫，而不是出港再战，或是寻机远遁，为海军保留希望。

如果不考虑舰队出海困难的实际原因，比如修理技工逃跑，技术不足，材料短缺，日本舰队的威胁等困难。

从命令的角度来考虑，大致有几个说法。

一是说丁汝昌困守威海卫，是执行的李鸿章的命令。

丁汝昌是淮军将领，北洋水师也是李鸿章全权指挥。作为李鸿章手下将领，纵然有出海力拼之心，没有得到上司同意，私自出海，就是违抗军令，对职业军人来说，服从才是天职，所以不管丁汝昌想法是什么，李鸿章命令他不得出海，他就不能出海。

二是说李鸿章在后期多次下令丁汝昌出海。丁汝昌畏敌避战，困守刘公岛，没能为北洋海军保留下火种，最终全军败亡。

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原因同第一种说法。

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里，对李鸿章与丁汝昌之间的往来，有这样的文字：

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李鸿章于8月14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殉身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太增、刘步蟾、张文宣、虽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概，君子愍之。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残兵舰，降于日本。

以梁启超此书的权威性，我选择相信梁启超的说法。

至于李鸿章的决策，作为北洋第一人兼朝廷股肱之臣，他的决策必定出自多方面的考量。国家的，私人的，部下的，国际上的，种种原因综合考虑的因素，对错与否，这里不多予讨论。

从决策角度来讲，丁汝昌只是区区一个北洋水师提督，并没有擅自做主的权限，他执行的，只能是李鸿章的命令。

丁汝昌最没有争议的，就是他的死。

促使丁汝昌自尽的，很可能与一封劝降书有关，这是1895年1月23日，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写给丁汝昌的，当时，威海卫已被攻克，残存的北洋舰队困守刘公岛，外援已绝，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这封书信，全以文言文写就，洋洋洒洒千余字，从科举讲到政治，从日本的革新讲到大清的守旧，从法国讲到土耳其，通篇言辞讲究，看不到半点劝降书中常见的武力威胁，看上去情真意切。实则字字诛心，对此刻困守孤岛的北洋水师提督来说，不低于一封催命书。

李鸿章传读后感，跪求

应该是为了写清他这个人让后人看清。

李鸿章和梁启超在历史上立场对立的两个人，李鸿章是代表封建官僚阶级保皇派守旧派，而梁启超是新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之前，守旧派和维新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要不要变法”的激烈争论，这两人立场不同，互相攻击。就是在那个时候，梁启超做为维新派的代表，对李鸿章有了一定的认识。

所以在死后在很客观的角度为他做了最公证的传记。

就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喽。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哦。

（1）

相对于一些李鸿章的书而言，梁启超写的李鸿章大体还是基本客观的。里面只有少许对李鸿章的评论有些出入，作为一个后人其实是无权去太多评价前人的一些作为的。因为后人没有处在前人当时的处境，没有承受来自个方面的压力，所以在事后却说出一些轻松的话，我认为是不合事宜的。

就例如我们站在现在角度去看待梁启超一样，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在我们后世人眼中也不是完全正确地。

而我在阅读这书之后对李鸿章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要做到各方面都周全，各处都面面俱到是很不容易的。去签订各项卖国条约的人确实是他，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卖国的。太多的事情都是有前奏的，当一切都已成定局谁去签订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一切的事项清廷其实早已大都谈妥，派李鸿章去完成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又怎么到了最后能把卖国这个帽子完全戴在他的头上？难道清廷就可以在百姓辱骂朝廷时把一切罪责都归咎其一人身上?自己却装出一副无辜状？

本人到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奇人，他能忍别人是所不能忍是个顾全大局之人。清廷有了此人也是一种福气所在。

（2）

重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近日要求撰写读书笔记，一直忙于工作，说心里话，也懒于在工作之外再写指令性文章，因此拖了下来一直未动笔。在大学时，倒是常常写点心得，也写了些读书观感，但十一年的工作生涯，公文和论文写了不少，提笔写自己的东西不多，偶尔写些游记、生活小景和孩子成长历程，是自我心情的反映，为自己而写，不愿示人。

这下，有要求写读后感，一时不知该选什么书，手头上有尚未读完的万科老总王石所著的《道路与梦想》，挺有感触，其管理企业、为人做事、个人生活自有一番独到之处，令人佩服，但要专门写读后感，尚未有太多的想法。周五又提到此事，忽然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涌入脑海，想前两年回合肥探亲，同学陪我到淮河路李鸿章府浏览，很是仔细地看了一番，记得也在李府买了本《李鸿章传》，留做纪念。但今日再从书架上找到此书，却看到书后的印章为中山大学中区新华书店，已是十一年前在广州读研究生时买的旧书，非两年前买的版本，书已发黄，颇感慨时光的飞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本人也是“正宗”合肥人，自是对李鸿章这个产自家乡的历史人物颇感兴趣。本科学了世界和中国通史，正统史学略知皮毛，但不太感兴趣，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史学已吹入新风，不少新史料进入视野，记得当时近代史的老师博览群书，讲了不少新观点，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不流同于课本和一般书籍，印象颇深。前两年《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曾引起波澜，其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不同解读在社会上热议很久，电视剧开篇就是穿长袍、用刀叉吃牛扒的李鸿章形象，颇具象征意义，一个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务的满清重臣形象呈现在荧屏上，我专门淘来此碟连续两天看完。这次重读《李鸿章传》，更是一口气读下来，由于有任务在身，自然感觉又不一样，草草写下几笔，聊以交差。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最早研究李鸿章的严肃著作，也正如梁公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一读此书必受益匪浅。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和非凡文采、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在了解李鸿章的同时，也对当时国民性的了解、对国人劣根性的了解颇有启迪。梁公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对李鸿章这位争议人物，评价颇高。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公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但梁启超并没有将当时中国积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梁启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悲在悲在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挨打的局面，无异于饮鸠止渴，根本无法实现胸中大志。所以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其起于淮军，败于甲午战争，遭至骂声一片，但当时中国朝廷上下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来入侵呢？当时的西方报纸曾这样评论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腐败无能的官场，自私自利的官员，正如李鸿章自己常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中国又如何能走上富强呢，所以梁启超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指李鸿章），虽败亦豪哉！”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竟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可悲可叹呀！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的李鸿章，把嘻笑怒骂的一切权利留给了后人，任人评说。所幸近年来，思想界、史学界空前活跃，让我们得以一窥李中堂的真实面目。

补充：

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

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近代的机械制造、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李鸿章思想的开明和开放，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个人的睿智和深刻、大气和幽默、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洋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国际舆论对李鸿章评价颇高，日本人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个性严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示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有“东方俾斯麦”之称。对人，“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夫将将之才。”治事，“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人也。”李鸿章待人处事的态度，让人敬佩。纵观其一生，为国为民不计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一直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至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未尝口及家事。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间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但是，在腐败无能的清廷统治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所进行的一切未触及本质的改革，只能对贫困而苦难的国家进行缝缝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们庆幸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国力日盛，国人地位大增，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在快速、全面地发展，正朝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和平盛世时代，个人发展空间也空前广阔，电子信息技术已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日子。我们生活在盛世时代的中国，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从高处讲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尽份心，出份力；往近处讲则是为自己负责，做好这份工，不求做英雄，最起码也不能做庸人。梁启超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值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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